The Last Embassy: The Dutch Mission of 1795 and the Forgotten History of Western Encounters with China (2021) 「得勝是最早抵達舒城的人之一，被帶到一個『比較像牛棚甚於像人住之地』的『破爛小屋』。屋裡陰暗潮濕，沒有火可煮茶，沒有個別房間，沒有床，只有竹編大通鋪，這些旅人要在沒有自己寢具的情況下一起擠在通鋪上睡一晚。 …… 范罷覽凌晨兩點才到，結束了這一天多達二十多小時的奔波。他在小火旁坐下，與其他人一同發牢騷。他和得勝在轎子裡和衣而睡時，他們的許多同伴還未到。 隔天早上，仍有些人不見蹤影。得勝的馬來籍僕人終於現身，他的餐勤員，掉了鞋子，也現身。餐勤員說轎夫要他和他的同伴下轎，他們不得不在馬路上過夜，不得到村子裡找棲身之所。他的鞋子卡在爛泥裡，穿著襪子走過最後八英哩路。」 1794 年的深冬，一群身著異國服飾的人員從廣州出發，沿著蜿蜒的水道與泥濘的官道，一步步靠近權力的中心。他們的語言、禮節與期待，與這片土地既交會又錯位。《最後的使團》正是在這樣的行進之中，重建了一場幾乎被歷史遺忘的相遇，以及兩個世界對彼此的想像。 這場發生於十八世紀末的荷蘭使團任務，本質上是一場「寒暄性外交」，實際上卻近乎一場耐力與意志的試煉。由於當時廣州是外國人唯一能登岸的城市，使團必須採取河陸混搭的方式北上。更致命的是，乾隆皇帝諭令要在年前見到使團，這迫使眾人必須在嚴冬中兼程趕路。冬天的酷寒與沒過腳踝的泥濘，成了肉體與精神的雙重折磨，沿途不斷有挑夫與轎夫因不堪重負而逃走，甚至直接倒在路邊斷氣。即使是身為正使的得勝，在出發前也已做好了可能客死異鄉的預案。這些細節讓所謂「朝貢」或「外交」的抽象詞彙，重新獲得了具體而冰冷的重量。 更令人難忘的，是書中對中國民間景象的側寫。即便處於所謂「康乾盛世」的尾聲，鄉間仍遍布斷垣殘壁，底層的貧困與艱辛幾乎觸目皆是。最具象的縮影莫過於「縴夫」：在天寒地凍的季節，這些赤身露體的壯丁，將粗重的麻繩勒進肩膀的皮肉中，整個人幾乎與地面平行地匍匐前進，只為了拉動逆水而行的巨型官船。這種繁華背後的凋敝與非人的勞動，誠實地記錄了帝國盛世之下逐漸傾頹的根基。 雖然 Tonio Andrade 意在破除西方史觀中對「磕頭外交」的貶抑與中國「朝貢體系」的簡化想像，但對我而言，書中最深刻的警醒在於使團內部對旅程截然不同的感受。有人讚嘆山川壯麗，有人滿腹牢騷；有人視其為榮耀與奇遇，有人只記得疲憊與屈辱。這些分歧，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階級差異所帶來的視角限制：不同位置的人，承受不同程度的苦難，進而形成對世界千差萬別的理解。而閱讀或許就是破除這種框架、跨越主觀偏見最好的方式。 這是一部在考據與敘事之間取得平衡的佳作，不僅細緻地捕捉了使團在盛世末影下的艱辛足跡，更引發讀者對觀點與立場如何受限於階級的深思，很好地體現了 Jacques Barzun 在《從黎明到衰頹》中所述：「歷史讀來就像一本小說，小說則是歷史——幾乎就是。」儘管對旅途的描寫有些瑣碎，但依舊值得一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