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 Rouge et le Noir (1830) 「娛樂的需要，即使在這個沉悶的世紀，仍然十分迫切。即使在有宴會的日子，只要侯爵一離開客廳，大家就全部溜走。大家可以自由地談論一切，只要不拿天主、教士、國王、掌權者、宮廷藝術家和一切既成事實開玩笑，只要不說貝朗瑞、伏爾泰、盧梭、反對派報紙和所有仗義執言者的好話，尤其是不談政治，那就行了。」 原著副標題是「Chronique de 1830」（1830年的編年史），實際上是以上溯至1814至1830年間波旁王朝復辟時期的政治矛盾與階級撕裂為背景，一位木匠的兒子在這片貴族餘暉與自由幻滅交織的時代舞台上，以野心與才智搏擊命運。他聰明、敏感、外表俊朗，卻也時常被自卑與階級羞辱反噬。他想成為拿破崙式的人物，卻活在一個對這類英雄早已忌憚與防備的時代。 本作被視為開創意識流小說的先驅之作，這並不只是因為 Stendhal 筆下人物常常沉入深邃冗長的內心獨白，更因為那是一種對感情、慾望與社會壓力層層解剖的筆法，遠遠超越同時代的寫實敘事，也因此初版時乏人問津、甚至在多國遭禁。Stendhal 曾言，本作是寫給五十年後的人所讀，實際上卻是一世紀之後才被真正理解，他也因此被後人尊為「現代小說之父」。 29年後，Charles Dickens 寫下《雙城記》，背景設定於更早的1789年法國大革命。儘管兩書時代相距41年，卻有著意外的相似性：愛情、財富、名譽、貴族、貧民、法庭、牢獄與斷頭台，皆一應俱全。不同的是，司湯達筆下的貴族雖輕視平民，卻已不再天真，他們畏懼自由思想與拿破崙的階級反撲，一如當今世界極權統治階層對改革與言論的警惕與抵抗。這讓我讀罷之後，反而升起一種強烈欲望，想要回頭補讀法國大革命與拿破崙之間的那段空白歲月。 尤為可喜的是，儘管已是距今近兩百年前的作品，讀來卻不顯古舊。此譯本語言自然通暢，幾乎沒有歷史文本常見的腐朽味與距離感。相比許多經典名著的譯作，這本書讓人感覺意識與語言都仍自由流動，鮮活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