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提到中國共產黨，我們會說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但若沒有周恩來，或許就沒有今天強大的中國 // 作為中國早期的政治人物，對共產黨甚至是中國政治發展都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就連推動改革開放使中國一躍成為世界大國的鄧小平，也是受到周恩來的保護，才能在文化大革命避免和彭德懷劉少奇一樣遭到紅衛兵的批鬥而離開中國共產黨和失去生命。 / 馬克思主義的核心依據是「歷史」。對於以馬克思主義立黨的共產黨來說，「歷史」之於黨發展而言更是重中之重。只要掌握黨內的歷史解釋權，也就可以打壓黨內的其他派系和政治對手，從使自己的政治權力得到鞏固。 由此也可以解釋為何前陣子中國共產黨百年黨慶時，所有中共研究學者都在關心習近平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中共建黨以來也只發佈過三篇歷史決議而已）。 毛澤東效法史達林在編著《聯共黨史》的做法以論代史。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還有中國共產黨所有的歷史文件裡抽取符合自己政治利益的內容，加以重新修改、組裝和詮釋，創造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思想」等全新的理論。使毛澤東個人成為黨員崇拜對象、共產黨的原則和發展指導方針（中共憲法有將「毛澤東思想」五個字入憲）。 毛澤東可謂政治鬥爭的天才，樂於透過不斷地挑起群眾批判和權力鬥爭維繫自己的地位穩固。可毛澤東雖是個戰略家卻不是個治世之才，雖能盱衡全局，但難免見林不見樹，使得在執行的層面仍是需要依賴周恩來。 / 從出生在自古盛產師爺的浙江紹興開始，周恩來似乎就註定要成為一個不奪他人光芒的副手。即使從留學日本、法國、回到中國策劃數起城市工人暴動、中央蘇區到延安乃至中共建國，周恩來一直在組織裡擔任高階幹部職位，做著大量的工作但始終安居副手的位置。 在遵義會議期間，以國際派的身份支持毛澤東，幫助他成功進入決策核心和鬥倒國際派；在開國以後，一邊在內政上推行戰後重建的四個現代化，一邊在外交上以和平五原則力求替中國衝出被美國外交圍堵的安全困境，同時還要符合毛澤東在外交上提出的「一邊倒」、「中間地帶理論」還有「三個世界」的外交方針；在文化大革命時，調派部隊在不直接反對文化大革命的情形下保護重要政府機關和外放如鄧小平等重要幹部避免在北京遭受紅衛兵批鬥。 我們的教育常常將共產黨妖魔化，但撇開意識形態對立來說，周恩來是個很優秀的理性化官僚。 沒有毛澤東，共產黨打不贏國共內戰。但沒有周恩來，就沒有今天的中國。 //小小的討論：現在的中國共產黨是不是「共產黨」// 在政治學裡，我們會用「正當性(legitimacy)」作為檢視一個政權的最基本的原則，正當性有著人民「心悅誠服被統治」的意涵。而現代民主國家要想取得正當性，通過「具有競爭性」的選舉取得多數支持是最重要的途徑。 BUT！共產黨沒有「具有競爭性的選舉」，那正當性哪來的？ 共產黨作為一個以革命為號召和群眾動員的政黨，馬列主義是行動的依據。也就是說，共產黨的統治正當性來源是意識形態。如此也可以解釋為何毛澤東即使在共產黨建立政權以後，仍然不斷鼓動各種階級鬥爭、批鬥和清算。 在毛澤東過世和四人幫被捕後，鄧小平發動「真理大檢驗」鬥倒作為毛澤東接班人的華國鋒和發佈第二份歷史決議兩方面，將文革稱為是一個「錯誤」，並將共產黨由「革命型政黨」(revolutionary party)轉型成「統治型政黨」(ruling party)。在轉型的同時在實質上拋棄馬列主義，將民族主義作為正當性來源之一。 此外，鄧小平對經濟和社會實行改革開放，也為共產黨的統治權提供其他兩個正當性來源加強穩固：表現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和穩定性(stablity)。 只要國家經濟持續成長，人民經濟生活水準獲得改善或不惡化就視同支持共產黨統治。作為確保能持續執政的籌碼，黨放鬆對社會和經濟層面的箝制，並放棄政治動員藉此讓人民對政治冷漠，從而減少地位被挑戰的機會出現。 在形式上維持馬列主義，但實質上改用民族主義、表現合法性和穩定性作為統治權的支撐。我認為現今的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披著共產主義的外皮，實質上混入一些共產主義、民族主義和時鬆時緊的自由經濟的複合體。不能夠被稱為是「共產主義政黨」，只能說是「中國式威權主義政黨」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