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moveable feast (1964) 「我知道我得寫一部長篇小說，但這似乎遙不可及。我一直在努力寫些可以發展成長篇的段落，困難無比。但寫長篇是必須的，就像賽跑選手不能只跑百米。之前我也寫過一個長篇，就是在巴黎里昂火車站遺失的那篇，那時我仍然保有一種小男孩便捷的抒情能力，但那就跟青春一樣，易逝而且經不起考驗。我知道也許丟了那篇稿子是件好事，但我也知道，還是得寫部小說。但要等到非寫不可的時候再寫，如果只因為該寫就寫，就像時間到了就該吃飯一樣，那我就太沒出息了。非寫不可，也就是只能做這件事，沒有其他選擇。就讓壓力慢慢累積吧。在等待時，我可以先寫一個長一點的故事，寫任何我熟悉的事都行。」 「海明威」在現代文學的地位無人不知，《老人與海》就像一座不可忽視的燈塔，矗立在二十世紀文學史上。但那種關於孤獨、意志與對抗自然的主題，卻始終無法牽引我的閱讀衝動。《太陽依舊升起》曾短暫出現在書單裡，最終又被我放回書架。反倒是這本寫於晚年的回憶錄，成為我與海明威的第一次正式相遇。相比「海明威式英雄」的傳奇敘事，我更想知道他初到巴黎時的日常與不安；也想知道，他眼中的巴黎，是否與左拉筆下那座充滿結構、階級與機械運轉感的城市有所不同。翻開書頁後我才明白，這不是一座被解剖的城市，而是一段被真實活過的歲月。 如果說左拉在《巴黎之胃》中描寫的是一座城市如何被食物、制度與人群撐起來，那麼海明威的巴黎則更像一張輕薄的桌布，鋪在咖啡館的木桌上，風一吹就會掀起邊角。這裡沒有宏大的社會剖面，只有寒冷的公寓、廉價的葡萄酒、空腹寫作的早晨，以及在塞納河畔散步時突然湧現的句子。左拉關心的是城市如何運作，海明威在意的卻是如何在城市裡活著，如何在匱乏中保住寫作的節奏與尊嚴。海明威的巴黎不是舞台，而是一種氣候：它滲入身體，影響情緒，也悄悄塑造了句子的形狀。 真正讓這本書超越私人回憶的，是那些看似隨意、實則深遠的相遇。T.S. 艾略特、喬伊斯、費茲傑羅，他們並非以文學史上已然定型的巨人姿態登場，而是作為仍在摸索、偶爾失誤、彼此觀察的同代人存在。甚至連斯湯達爾、托爾斯泰、赫胥黎、D.H. 勞倫斯、杜斯妥也夫斯基，也以一種精神源流的形式在場。這些名字交織出一張文化地圖，讓人看見現代文學並非孤立誕生，而是在同一個城市、同一段時間裡，彼此摩擦、借光、拉扯而成。對我而言，這正是《巴黎，不散的饗宴》最大的價值：它不是海明威神話的延伸，而是一段文學如何在生活中慢慢生成的現場記錄，輕聲細語，卻餘味悠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