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活著時都有名字，每個人死後都淪為數字。」 「到了某種程度，數字似乎不再代表實際死去的人，人的成分已經從統計紀錄中脫離了。」 「我們有必要把數字變回活生生的人。要是我們做不到，那麼希特勒與史達林就不只是改變了我們的世界，甚至還抹滅了我們的人性。」 - 剛開始閱讀《血色大地》時，總是會努力記得作者提起的每位受害者與他留下的故事，但到了中間，受害者實在太多，多到我逐漸麻木。「受害人數多到讓人麻木」——便是作者提摩希．史奈德寫下這本書的原因之一，他叫我們不要糾結在那些龐大的數字上，而是保有人性的看待這場屠殺歷史。 「我想一一呼喚你們的姓名，但名單／已遭刪去，沒有他處可以查找。」俄國女詩人安娜．阿赫瑪托娃（Anna Akhmatova） 《血色大地》講述史達林與希特勒在「血色大地」的政治屠殺，這塊被鮮血染紅的的區域，範圍約在聖彼得堡與俄羅斯聯邦西部邊緣地帶，波蘭大多數區域、波羅的海三國、白俄羅斯、烏克蘭（中東歐地區）。在同一個地區，時間從1933年至1945年，蘇聯與納粹將每一個鮮活生命變成了毫無情感的數字。 對於這段歷史，我的認知停留在曾經閱讀過的書籍與看過的電影，只知道受害者人數是「很多很多」，究竟有多少，卻十分模糊。身為二戰迷，從過去就非常喜歡觀看相關主題的歷史書，甚至在自己的鋼琴上擺了二戰空戰戰場。但當閱讀《血色大地》後才發現，原來過去自己誤解了許多史實。 根據作者爬梳的資料中估計，死於血色大地的受害者，約有1,400萬人，受害原因包括蘇聯於1933年政治性的人為大饑荒、1937-1938以農民與少數族群為主要受害者的大清洗行動、德蘇聯手入侵波蘭，納粹種族屠殺、虐殺戰俘等暴行。精通多種歐洲語言的作者史奈德，透過大量檔案資料，從各種觀點回顧這場大屠殺歷史，將受害者的聲音再次為世人所聽見，甚至也還原了當時英美國家為了政治因素，而幫忙掩蓋的暴行史實。 史奈德認為，這段屠殺歷史的發生，是德、蘇兩個極權國家的野心與霸權疊交產生的歷史後果，透過現今有著充分資料而得以窺知當年的史實，而要解釋兩個暴權的發生與關聯，必須要賦予受害者、加害者、領導者與旁觀者賦予人性；藉由「生」才得以為「死」賦予意義，因此我們應該思考： 為什麼當年會有這麼多人死於暴政，而為什麼至今仍有人因此喪命? 如果我們只透過受害者的角度理解屠殺，將無法徹底了解歷史，至少會讓自己陷入「我理解受害者，而我不是加害者那樣的人，是他們那些加害者，來殺害像我這樣的普通人。」如果僅是將歷史簡化為一齣道德劇，也不會讓我們變得較為道德，比如說，史達林與希特勒也曾宣稱自己是受害者，深深受到資本主義與猶太人的欺壓。 當權者要滿足野心與政治利益，從來都僅需要一個合理化的過程，進而清除其所謂的「多餘的人」，那些理由如何荒誕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形塑個人的意志，如何灌輸「正確」思想。 史奈德更表示，了解受難人數無法讓人類避免再次發生類似的大屠殺事件——數字可能淪為各國殉道者般的獨白，記憶則會淪為各說各話的局面。歷史的作用在於將數字與記憶聯繫，透過每一筆死者的紀錄，可以看出每個人特有的人生經驗。我們絕對不能只是把每一筆死者的數字理清，還必須恢復受害者的「個別樣貌」。在這場血色大地的歷史中，我們要回憶1,400萬個「個別死去的」亡者。 閱讀完《血色大地》，看了當時編輯譯文的故事，深感翻譯老師將此本書籍翻譯流暢，讓中文讀者可以沉浸在這本沉重的歷史書籍，並在閱讀某個故事人物時，為其面臨分別與死亡落淚，文章中，史奈德引用了小女孩塔妮雅的日記，小女孩簡短的敘述，卻震撼了許多跟我一樣的讀者： 珍妮雅死於1941年12月28日，凌晨12點30分 奶奶死於1942年1月25日下午3點 萊卡死於1942年3月5號早上5點 瓦西亞叔叔死於1942年4月13日凌晨2點 萊夏叔叔死於1942年5月10日 下午4點 媽媽死於1942年5月13日早上7點半 我家的人都死了 大家都死了 只剩塔妮雅 多數如同塔妮雅與她的家人的受害者，都是1,400萬名受害者的其中一個。 最初接觸到《血色大地》是看了房慧真的書評，在書評末段她談到了烏克蘭戰爭。 2022年3月布查大屠殺中，平民遭反綁雙手，從腦後射殺，與二戰卡廷森林慘案的槍決模式近乎相同。 2022年春天，BBC採訪一位30來歲的基輔居民安東妮亞，她逃難時所帶的東西不是急救箱，而是保險套還有事後避孕藥。她說：「我媽媽試圖讓我放心，『這不是那樣的戰爭，那種戰爭已經不存在了，它們來自老電影。』我成為女性主義者8年，我默默地哭了，因為所有的戰爭都是像這樣。」 所有的戰爭都是像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