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晚明社會，有兩個基本著眼點：一是從亞洲的立場，尤其中國本身的立場，了解城市的藝術生活和文化消費。文震亨(1586─1645)) 出身自明代蘇州極具影響力的文藝世家。自其曾祖父文徵明（1470-1559）開始，文氏一族不乏以詩文書畫名著一時者。文震亨為明代後期承繼家族藝文傳統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動範圍不限於家鄉蘇州，亦擴至四方菁英匯聚的南京、杭州等地，與眾多文人交遊結社，詩文酬唱。文震亨挾著蘇州文氏豐厚的文化資本，將自己對琴棋書畫、焚香飲饌、服飾器用、造園布景的涵養見識，彙編《長物志》一書，成為晚明文雅品味的代表指南，也透露當時風雅文士對生活各層面細膩講究的生活態度。 　　近三十年來，國內外學者對於《長物志》的興趣有增無減，日本就有很多學者在從事相關的研究。而台灣學者巫如恕亦長期研究且著作甚多，其中之一《奢侈的女人：明清時期江南婦女的消費文化》也是述說著明清消費經濟文化發達下產生的一種玩物之風，尤以江南地區作為背景。 　　第二個著眼點乃著眼於全球，放在世界大航海時代以來東西方社會同時出現的都市商業化進程及其文化消費的各種特徵。除了作者這篇《長物》外尚有史景遷的作品《前朝夢憶：張岱的浮華與蒼涼》及卜正明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都是圍繞在這個主軸之下。 　　柯律格作為維多利亞和阿爾伯特博物館遠東部的策展人，在日常工作環境中，即能以文物對照《長物志》作為展覽時所能用之素材，使其提供展品斷代的說明或是一種明代文化的情境。 作者自云此書並非為漢學家而寫，故其所舉出的眾多例子多有混雜了西方的觀念與例子。文震亨所謂的「長物」看似多餘之物，其實又代表投射了文人的選擇及品格意志之物，其書的出版堪稱為「賞玩文化」的成熟，宋代、明代雖然多因商品經濟的效應下產生了許多贗品。但這也是使得全民都能賞玩文物。宋代米芾更有「偽好物」一詞，對於一件傳為鐘繇《黃庭經》的書法作品，米芾雖認為其是唐代的摹本，但因臨寫及佳，故其以「偽好物」稱頌之，肯定其的藝術價值， 故我們所應探討的是究竟是要因名家而稱頌一件作品，還是歸根至作品本身呢？ 如同台灣有許多的藝術家缺乏一個發揮的平台一樣，台灣也有許多的私人蒐藏 是可以受到更多的矚目的，而不是只能把其賣至、捐至、借至博物館做展覽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