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盈瑩在書中提到一段話，讀來如雷貫耳： "出國，透國廉航、訂房網站、翻譯工具，出國的一切變得更加便利，好像不趁年輕多出去看世界成了一件可惜的事。韓炳哲在《倦怠社會》提及，二十一世紀已從十七、十八世紀傅科所說的規訓社會，逐漸轉型為功績社會。在功績社會裡，「我可以」、「我能夠」、「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的信念迫使我們追求工作及各種體驗的最大化，我們在眾多豐富選項的面前，若未能善用這些選項，彷彿就是一種遺憾。有時我會想，現代人頻繁的出國行為，會不會是因為賺取了超出自身真正所需的金錢，覺得「應該安排些什麼」而採取的行動，但這真的源於本心的慾望嗎？還是集體的暗示？" 這段文字讓我開始反思：我們現在「想要」的生活方式，到底有多少是出於自身慾望，又有多少是被時代結構默默推著走？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認為，二十一世紀是個「功績社會」。壓迫不再來自外界的禁止，而是來自內在的無限可能。我們成了自己的監工，逼著自己去移動、去體驗、去紀錄。你可以出國、世界這麼大、機票這麼便宜，當社群媒體上的每個人都在「看世界」時，彷彿「沒有出國」不再只是選擇，而隱隱成了一種「你是不是沒有好好活？」的靈魂拷問。 原來，我回國後的倦怠，是因為我把旅遊也變成了一種「功績」。當我在清單上打勾時，我並非在享受當下，而是在完成一項名為「快樂」的K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