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對市場存在的必要性有個經典描述，「人是“經濟人”，人天生傾向於通過交換來獲取利益。」 想像一個沒有金錢的社會，每個人都以物易物，這是沒有效率的網路，需要雙方當事人的雙重巧合，像是A有牛奶缺木材，要有一個人B剛好有木材但缺牛奶。但如果有市場及貨幣就會容易許多，只要A把牛奶賣掉就有錢買木材。這就是市場及貨幣的起源，一切源於人類的需求自發調節的自由市場。 很難想像現實中有人能挑戰這個經濟學課程最開篇的內容，但本書不只從歷史的角度質疑古典經濟學的基石理論，還更進一步的說，人類的歷史是一出建立在債權不斷壓榨社會資源的謊言。即使是到了文明民主的現代，這份壓榨沒有因為知識的普及而減緩，反而矛盾的更加侵入受教育者的靈魂。 壓榨指的是資本家們將債務與暴力建立的關係合法化，被強制欠債還錢變成檯面下強權的壓榨手段，壓迫最有代表性的機構，國際貨幣基金IMF，全世界幫人(先進國家)討債的執法單位。像海地等第三國家，在1980年代，美國貨幣緊縮，原本的債務利息暴沖到百分之二十，導致債務危機，IMF就介入籌資還債，但要放棄補貼食物、健保和免費教育，造成社會福利瓦解、營養不良的惡性循環，這些地區都陷入某種程度的內亂，而這又促進第三世界的執政者被迫更依賴西方資金來面對無止盡的危機。 文明互助真相的背後本質： 1.高額利息已經付了本金的三、四倍，但本金根本無法還完。 2.以芝加哥男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的方式介入該國家的政策，卻讓國家的經濟資源都被外資企業把持，有興趣的可以看另一本書 震撼主義 (再比對著讀Friedman 的選擇的自由)。 3.借款大多數進入獨裁者的口袋(瑞士銀行帳戶)，這些自由民主的銀行家卻放任讓人民還債。 4.國家自己沒有破產法的保護，銀行就坐擁了這筆沒有風險的投資，一本萬利完全沒有風險(投資有賺有賠僅限於小散戶的悲壯)。 事實上，理性經濟人自發調節的自由市場，在人類歷史上從沒有自發地出現過，它是19世紀西歐各國政府強制推行的結果；與此同時，對自由市場的種種干預和限制，才恰恰是社會出於自我保護的需要而自發出現的恐懼。 自由的本質反而讓人沒有選擇，因為資本會推著人走。 推著人走的故事可以往前看資本膨脹的發源，英國圈地運動，15世紀後英國的毛紡織業迅速發展，羊毛價格伴隨大量需求上漲，導致養羊用地需求大增。於是，英國的地主們(貴族、商人)圈佔公有土地將其私有化用來養羊。從資本與商業發展的角度來看，圈地運動符合經濟人的理性選擇，因為它把土地要素投入到生產效率更高的行業，加速了英國毛紡織業的發展，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打下基礎。 但是，圈地運動對當時英國社會的破壞和衝擊非常劇烈。原本土地上的工作者被趕走而流離失所，也導致鄉村原有的社會秩序被硬生生解構，到處是破敗和荒蕪的房屋。流浪者無處可去無法可活，只能抗爭，像是1549年的英國農民起義 “凱特叛亂”，而終結在幾千名農民被命運的拋棄下無助的死亡。 莞爾且諷刺的是，在整個圈地運動過程中，代表先進力量的英國議會，站在圈地者一邊的；而代表腐朽力量的王權和教會，則盡可能地通過反圈地法，來對失地農民提供保護。英國圈地運動在18世紀達到高潮，結果是英國紡織工業與資本商人的勝利和繁榮。 可是資本的勝利與繁榮，在這樣的角度檢視下卻似乎不能說是歷史的進步。 工業革命讓英國不同階級的人生活在不一樣的世界，在工業革命蓬勃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貿易量不斷增長，就業機會增多，英國的平均工資水準也理論上增加不斷，但是，社會底層的赤貧者卻越來越多。《霧都孤兒》《悲慘世界》等等都是說著那個時代的故事。 自由貿易增加的表面下，市場震盪讓底層的人更少了安全保障。貿易的劇烈波動造成了大量工人的週期性失業，這些工人原本是農民，因為鄉村已經沒有容身之處，離鄉背井來到城市打工。但由於市場波動而失業了。這些失業工人沒有任何的社會安全網路，也無法再回到故鄉務農。當時有個觀察家評論說，“紡織工人一無所長”，“今天完全就業的工人，明天就可能淪落到街頭討麵包。” 好像這是一群被社會文化所排除在外的人，但卻忘了他們是被欺騙而只想生存的人(不論是被原生土地趕走，亦或是懷著翻身的夢到城市又回不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