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早期的警察為了破案、為了績效、以及面對來自上頭和社會壓力，一得到線索不加以盤查，沒證據就創造證據，不認罪就屈打成招，像蘇炳坤這樣的冤案絕對不只一個。 回顧過去雖然辛酸，但終究是獲得自由，更多比蘇炳坤不幸的，要不仍在上訴，要不就是已經沒辦法上訴。 民眾接受偵訊的權利主張、講究科學證據的現在，都是這些悲劇換來的改善，所以當大家對於五億高中生命案的審理結果感到不公時，我卻覺得這是理所當然的。 雖然配偶的嫌疑重大，可是在沒有直接證據可以證明之前，大眾的懷疑的只是推測，這些推測當然不足以判配偶有罪，否則豈不是又要走回司法黑暗的老路。 不過，我還是私心地希望當年那些負責偵辦的相關人士能夠拜讀，因為他們的私心、他們的先入為主，造成了多少的痛苦和妻離子散，就算無法彌補，也該感到懺悔